2018两化融合倒计时；万事具备，只等你来!

当然老子更多的则是强调无为不争，但在不贪上《周易》爻辞和老子则是一致的。

这种人本主义当然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例如追求启蒙承诺即人的解放[60]。[35] 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增补本，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28页。

[48] Noema出自希腊文，意指被思考的东西、思想、意义等。[19] 参见黄玉顺：《论生活儒学与海德格尔思想——答张志伟教授》，《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因为这种设定的可能性完全不具有理论的可靠性，从而也不具有必然的可靠性，这就是说，不是就客体而言已认识到的必然性，而只是就主体遵守它客观的然而实践的法则而言乃必然的认定，因此，它只是一个必然的假设。此普遍的道德实体，吾人不说为出世间法，而只说为超越实体。[47] 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52页。

[20] 其实，牟宗三本人何尝不知道Immanent与 Transcendent是相反字[21]，所以他才会说，人的‘精诚所至，可以不断地向外感通……感通的最后就是与天地相契接……这种契接的方式显然不是超越的，而是内在的[22]，即他同样是把两者对立起来看待的。但与此同时，这种内在超越也带来了许多严重问题。但纵观伊斯兰文化的发展历程，这种中道思想并没有占主要地位，由于沙漠生存环境严酷，物质匮乏，历史上东西文化在中东地区的激烈冲突，天灾人祸，战乱频繁，生活艰辛，阿拉伯人民和伊斯兰教徒便没有可能走中道，再加上伊斯兰教本身以真主的名义号召圣战，就形成了历史上一手拿《古兰经》，一手拿剑刀的伊斯兰文明形象。

马克思就曾以同情的态度指出过印度现代的分裂与其宗教的古老传统有密切关系，他批评这个宗教既是纵欲享乐的宗教，又是自我折磨的禁欲主义的宗教。在异隔与同独两大倾向间的是同融心态，其特点是没有意识我与道体的争持，是一种当下既是的姿态。尽管印度人在生活中一直试图否定对立两极走向绝对的空即中道，但在实际上又往往容易走极端。皇极大中作为一切权能运作、场有综合的主宰极则，它是形色宇宙、意义世界开显的标准，也是行有行构、性相宜仪变化的转轴。

八卦的原义不是指八种自然现象，而是指八方之象，即八方所垂之象。唐先生把践仁的功夫从不同的层次上分成本体之仁、类性之仁和道德化仁。

后者的实体主义却是互体性的，它的根源不在外向性、控制性爱罗的自体立极、自由本能的无限膨胀，而在良知主体感通量格的薄弱，悱恻本性的凝滞与麻木。因此，他强调行为和享受的节制，而当人过度时，最适意的东西也变成了最不适意的东西。人类精神发展与个体意识发展相似，是具有生命机能的。保合太和是超切中道的理想，超切中道则是达到保合太和的坦途。

但除了中国而外，其他文明都没有走中道，而是各有偏向，形成了不同的民族心理性格和文化形态，构成了今天世界文明的格局。因此，他就在全面反思、批判中西实体主义的基础上构建了以超切中道于保合太和为其方法与目的的超切主义的哲学，这个超切主义——亦即是胜义的，中道的非实体主义，而不是传统的、一偏的非实体主义的哲学。二、中道观与世界文明发展路向 （一）、为什么各个文明早期会不约而同地对中道思想同宗共赞？ 在世界各大文明的早期宗教、哲学中，都不约而同地有中道思想，并且以不同的形式——神话、格言、教义、哲学论著等表达出来。摘要：作者认为要更好地理解场有哲学，把握场有哲学的本质，要走中道。

道本的朝直用中是一个无始无终的历程。在《古兰经》中有许多地方要求圣徒必须遵循真主的正道或正路，有的译文作中道。

两仪原是指屈伸或曲直即我们形躯的两个最基本的仪态。（二）、皇极大中 唐先生认为，泰古人对皇极大中的体悟是通过根身的生长变化而有的，具体的就是根身的朝直用中。

这样，就使一种不偏不倚、超切中道、保合太和的文明创立成为可能。因此，他试图扬弃中西哲学与文化传统的偏颇来要建立一个仁材并建的人性论——一个建筑在高级人性仁材两配的理想价值上的非实体主义。为什么要反对实体主义？唐先生说，因为实体主义不仅是一种谬误、一种无明、一种自我欺骗，更是潜伏在文明生命、文明社会里的恶根与祸害种子。（三）、中道与中国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前景 中庸之道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有着其它民族不可比拟的重要性，相对于世界上许多民族，中华民族最具有贵和尚中精神的民族，中道观也渗透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大至国家政治，小到个人生活的基本态度、方法甚至理想，并由此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场有哲学便具有这样的特点。佛教传入中国，道教的形成，魏晋以后中国文化逐渐形成儒道佛三分天下的格局，但总体上还是同融中道，具体的则三家各有偏向。

四象也就是四方（前后左右四个方向）之象，它们是由直立的形躯决定的。唐先生认为，仁性与材性乃是人性中对立的两极，二者的综合作用不但决定着人类行为的基本方式，而且也因此决定了人类文明的走向——中西印文明的差异就是由仁材两极的交互作用所呈现的不同性相决定的。

德这一观念乃是相应于道的分析而有的，因而又有不同层面的意义。由形躯之伸直则向上而朝天，形躯之屈或曲则向下而接地，又引申出天地、乾坤的概念。

《道德经》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中的负阴抱阳指的原是直立形躯的向（阳）背（阴），借为描述生生权能通过万物的自诚——自直行为。这就是说，场有哲学所向往的一种圆融周遍的太和境界。

良知型的实体主义是一种保守的、妥协的、僵固性与封闭性的实体主义。唐先生举《易·系辞传》中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来说明什么是感一如实。进入文明社会，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人们也开始了以不同的生产方式从自然主动地摄取生活生产资料，生活方式也有了越来越大的差别，这样，在思想观念上尽管一致性仍然是主要的，而差异却也日见显露。这种分立对后来中国哲学影响深远。

同独心态的特点是异中求同，即使不能成功地把异隔除去也会对异之所在视若无睹。但尼采只知道人性在爱罗方面的生命强度，却忽视了人性在良知方面的生命强度。

仁行与材性是人性中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如何认识和说明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辨证关系无疑是人性论的中心课题。在根身之为座标身时，道身我确立，人的精神承受和承担了世界的意义，挺立而为形而上姿态，就成为形上身。

人要朝直生长，终于能顶天立地地站立起来，形躯直立，不偏不颇地站稳了，使天地万物的差别得以成立。这样，一、大、王、中实质上差不多就是一回事，只不过从不同意义理解罢了。

道就是原始的混沌，一就是天地万物得以开显的核心现象。这里根身实际上就是道身与器物之中。（二）、同融中道 以根身性相学为主体的泰古哲学演变成文明人的哲学，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有了意识心。古希腊德尔菲（Delphi）的阿波罗神庙里的墙上曾刻有两条最有名的格言：认识你自己和不要过度，这正是古希腊文化精神的简练概括，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都深受这两句格言的启迪和影响。

道又有无与有之两面，无即道始，有即道本。玄秘就是指道本的不偏不颇，诚仪隐机。

这种批判是必要的，然而在批判中由于种种原因对中庸之道却有许多误解和歪曲，特别是极端主义的否定，把中庸思想与折衷主义、调和主义、改良主义完全等同起来，把它视为平庸、妥协、保守、不思进取、守旧不变等，认为是维护封建专制和地主阶级的利益的精神武器，否定其现意义和价值，这就走上了矫枉过正的极端之路。西方异隔文化传统里的理性道术是逻辑学，印度和佛教哲学里的理性道术是因明学，中国人也有自己的理性道术——中和术。

这些不同也许正是后来不同文明偏向的根源之一。场有哲学的构思、建立、完成，无不以中道为基本思路，基本思维方式。